54 

《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与第6条第1款就复制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的规定。

但在行为形式理论的描述功能与解释功能不断萎缩的背景下，有必要提升法律关系论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和比重。[9]在此，笔者将其简要归结为以下方面：首先，以典型的行政行为形式作为参照系，使庞大、复杂的行政运作机制具有了概观可能性。

注释:①行政处分的德语是Verwahungsakt，是由奥托•迈耶从法文acte administratif翻译而来。总之，对待行政的合法性控制与人民的权利保护之行政法恒久课题，法律关系的理论模型会推动行政法学抛弃严格的规范法学立场，并适度向利益法学的方向倾斜，亦即更加注重私益之间，以及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在今天，依法行政的要求不再局限于迈耶时代的高权行政领域，面对所有行政实务中被普遍应用的各种行政手段(包括侵害性与授益性等各类行政活动)，均需借助法律的显微镜进行审视、检讨并予以重新注解。相对于行政处分理论而言，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就是进化了的关于行政活动的合法性控制理论。阿特贝格接受了巴霍夫先前的观点，并尝试建构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

(5)机关与机关担当者的关系(如联邦环境保护局与所属职员)。参见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 2000年增订六版，第287-318页。但是仍有下列问题可供检讨：其一，享有物质帮助权的主体不周延，仅限于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而没有包括如失业者或更多的主体，如儿童。

此外，1911年《职员养老保险法》，1923年《矿工社会保险法》，1927年《失业保险法》，1906年《军官养老法及士兵抚恤法》，1907年《遗属救济法》，1923年《残疾救助法》，1924年《公共救助法》，上世纪70年代则制定了统一的《社会法典》。如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战争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正如T. H．马歇尔所说，18世纪的公民权由个人自由所必须的各种权利所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信仰自由和财产与契约的自由。贝氏报告不仅是一个详尽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蓝图，而且是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的准确诠释。

从道德的角度看，战争建立并深化了国民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对受害者的责任感。二、社会保障权利是宪法权利发展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是由各个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并予以保护的基本权利。

三是增加了退休人员（企业、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非全体公民）的生活保障权。第三，享有较大的权力，承担较小的义务。还可能是禁止性规范，以这种规范禁止规范主体从事某种行为。[6]参见1944年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

仅仅是物质帮助，没有包括非物质帮助，如服务。第二，亦有对国家的政策性规范，如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它基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包括工业化的大生产和经济危机，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出现。统一性（Unity)：社会保障是全国统一的公共事业，由国家统一管理。

其立宪背景与古典时期的立宪国家不尽相同，也因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与现代国家的宪法规定有所区别。其三，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之主体不周延，仅限于企业事业组织职工和退休人员，没有涵盖其他公民，如农民。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经济、政治、社会文明等方面的飞速发展，社会保障[1]已被各国通过不同的宪法实践[2]确认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4)以明确的宪法条款提出。

与美国《独立宣言》享有同样盛名，并对后世诸国影响更为深远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则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二是除公民权利性条款外，尚有国家制度性条款，实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制度。现代社会，仅仅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没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也是无法想象的。[4]如与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同年但早于其22天出生的美国《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第1条明确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剥夺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之产物，但经济发展的水平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是这种状态下的国家身份在20世纪则由于世界范围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革命而受到了较大的挑战。

[3]虽然如同社会经济权利的其他权利一般，社会保障权作为权利并非如古老的自由权一般受到超验的普遍尊崇。[14]当然，对儿童作为主体，我们亦可以从：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49条）中引申出来。

凯恩斯主义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的西方国家。四是在权利条款中具体规定了国家为满足公民权利需要而履行的职责：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军人及家属的优抚，残疾人的生活和教育的保障。

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4条）。1946年《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保健法》、《住房法》、《房租管制法》、《工业伤害保险法》。

一是由劳动者的物质帮助权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它蕴含着享有物质帮助不应以是否就业或曾经就业为前提或条件。安全的权利与生命、自由、财产这些自然权利一样是基于人类的理性。国家权力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可能存在四种形态：第一，享有较小的权力，承担较大的义务。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关于社会保障权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

如法国1946年宪法规定：法兰西为惟一不可分的、非宗教的、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第1条）。进入专题： 社会保障权 宪法 。

国家关心和保障革命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的生活。不论是国家的定位还是权力与责任的配置，都显示出其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在宪法中应彰显出特别的意义。

1975年《社会保障退休金法》。德国基本法则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联邦国家（第20条）。

这一规范中的对象人权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一对象包括但应不限于中国政府已签署和批准并未予保留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内容。二是社会保障权，它是指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财产或者由于失业、年老或残疾等原因，通过工作等仍然无法达到适当的生活水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权可以补充甚至完全替代由于财产或工作原因造成的能够享受适当的生活水准之不足。社会保障权是20世纪以来各国宪法中普遍具有的二项权利，而这一权利既体现了宪法有史以来的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价值，亦意味着其作为宪法规范应具有的法律意义。若没有通过宪法确立并实现的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的权利—如同生命、自由、财产一般的自然权利，现代国家的生存将无法想象。

结语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基础不仅在于其价值之要求，也在于其合乎宪法规范之逻辑要求。宪法规范是宪法的构成要素。

17、18世纪对自由的财产权的追求与绝对保护，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亦带来了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与自由连接的平等权被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所取代。它是宪法的价值，也是宪法的核心内容。

宪法权利的发展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又加入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